在2026年7月3日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多位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学者就“大国关系与世界和平”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论坛由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联合主办，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担任主持人。与会发言者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席登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以及法国国际和战略事务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
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在北京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全球正经历一场“地缘政治衰退”，其核心在于传统大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双双下滑。他认为，当前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弱两极”格局，加剧了与中等强国之间的互动复杂性，并增添了冲突的可能性，近期发生的美伊冲突便是一个例证。因此，他提议中等强国应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国际制度，以有效降低战略风险。
库普坎进一步阐述，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衰退”主要源于两大因素：一是，无论是单独的大国还是大国集团，都缺乏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或能力；而作为昔日主导者的美国，正在主动削弱其自身构建的国际秩序。二是，全球秩序的现状与潜在的权力平衡已不匹配，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以来未能充分纳入“全球南方”国家。
他警告，在地缘政治衰退时期，国际局势的走向更多地受到硬实力而非制度化调解的影响，战争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库普坎将当前局面与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政治衰退”相类比，后者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当前的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都暴露了全球治理能力不足的风险，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恰逢全球治理能力最为薄弱的时期，这使得局势更加严峻。
库普坎分析，当前世界仍是一个以中美为主导的“两极体系”，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美两国都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阵营的凝聚力显著减弱，从而形成了一个“弱两极”。在这种格局下，一个由欧洲国家、俄罗斯及“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中等强国体系”正在显现。这些国家普遍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策略，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中等强国与两极体系互动所产生的动荡。他直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
针对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库普坎提出，中等强国应主动建立新的安全对话机制和国际制度。他建议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应恢复定期协调，并邀请“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参与相关讨论。同时，他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借鉴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军控与竞争之间实现适度分离的经验，将核武器等关键安全议题与整体竞争区分开来处理，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寻求必要的合作，以降低战略风险。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在讨论中等强国如何适应新国际格局时表示，美国已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中国在欧洲则越来越被视为“搅局者”，而非“稳定者”。他列举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稀土等关键资源实施出口限制等因素。
然而，尼布利特也指出，中美两国在展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中国在欧洲、东南亚和拉美等地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反弹；美国发动关税战后贸易逆差依然居高不下，并在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上未能达成目标，两国均未能建立起稳固的势力范围。
尼布利特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为战略竞争提供了暂时的缓和与建立互信的机会，但这并不会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他强调，除中、美、俄等少数能够自主制定规则的大国外，其他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国际环境。
他提出，中等强国应首先加强彼此间的合作，通过区域性合作来提升战略自主性。他观察到，日本正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也在尝试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印度则与日本举行了峰会。这些迹象表明，世界并非走向“去全球化”，而是进入了“再全球化”的阶段。
其次，尼布利特建议中等强国应增强自身实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能源和产业等领域提升竞争力。同时，他也强调应继续与中美保持务实的合作。他提到，美国正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机制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合作，而欧洲、巴西等国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也必须与中国合作，因为无论从技术还是市场角度来看，都无法绕开中国的参与。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了世界和平论坛的开幕式。他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愿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他还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了四点建议，这些建议在总体基调上与中国政府于6月17日发布的全球治理白皮书保持一致。
